因此，隨著這個世代見證了習近平否定一中各表並明示兩岸未來只有一國兩制，同一時間香港的一國兩制又因為反送中事件而徹底破產，這個世代自然無法像柯這樣，雲淡風輕地認為不管如何發展，兩岸都可維持分治的現狀到下輩子。

可是這一點同樣有問題。另一種執著於把聯合聲明說成是「國際條約」的原因是認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可以介入。

在國內法和國際法誰優先的問題上，有一元論和二元論。但有些人在這裡所認為的「國際條約」，隱含了比「雙邊條約」高了一級的意思，暗示了其他國家也有持份或責任，隱晦地引申為「多邊條約」。而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的手續非常簡單，也沒有什麽審查。最近香港局勢急促惡化，英國政壇多次發聲要求中國遵守聯合聲明，中國則照舊用2017年發明的說法，即「聯合聲明是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為由，拒絕英國通過聯合聲明而介入。因此，認為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了，條約的「權威性」就增加了，這不符合事實。

因此，在討論聯合聲明的有效性時，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與否，沒有任何意義。有人認為，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就成為「國際條約」，暗示了「登記」這個行為提升了聯合聲明地位。Photo Credit: Raymond W.L. @ Flickr CC BY 2.0 外籍漁工示意圖，與文中所涉人事物無關。

書中有更多關於外籍漁工、受刑漁工的處境分析，並收錄TIWA多次訪視與長途尋根所記錄下的，關於外籍漁工的故事、漁工家人的現狀，以及工作人員作為第三者對移工個人與社會體制的觀察。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移工受刑人Anto 當漁工終於能踏上台灣的那一刻，也就註定了他們將被送入監獄，與家人長相隔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為我們帶來第一線受刑人與等待著他們返家的人的故事，集結成《折翼驛鄉：宏德新村2號的移工》。我們都不過是在喧囂社會裡試圖喘一口氣的人。

「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 這些故事，比起我們熟知的那些洗心革面的勵志文字，一字一句更是讓人與他們一同飽嘗混有孤獨、悔恨、失去與盼望的味道。

TIWA也循著受刑漁工們給的蛛絲馬跡，試圖帶來家鄉的味道，或是家人的消息。移工受刑人們大多出身赤貧，為了許家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賭上青春年華，隻身遠渡重洋至台。勞動統計查詢網：外籍工作者－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犯罪概況。長時間遊蕩無依的精神壓迫下，剎那迷失，便成了人們口中「危險外勞」。

有的人被利用來運毒，千金難買早知道。警政統計查詢網：刑案總數概況。如今身體桎梏於牢房，只有文字讓他們跨過高牆、越過數千公里的海洋，或許也成了唯一能照進他們生命中的那縷光。謹以此篇文章略為介紹兩本沉重的書，望能讓更多人注意到移工受刑人的處境

為什麼我們需要金融機構模型？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風險溢酬在金融危機時，比經濟衰退時來得更大。這現象就帶出兩個重要的研究問題： 為什麼會有如此高的股權溢價？ 為什麼股權溢價會隨時間改變？圖1：美國股市和十年期債券的平均年化報酬（%）。

Tyler Muir 的研究顯示在金融危機期間，風險溢價的增加幅度，之前的模型無法完全解釋，因此作者認為需要考量市場失靈和金融機構。Nicolae Garleanu和Stavros Panageas說明不那麼厭惡風險的投資人，會持有更多的股票，但是當股市下跌時，這些人會損失比較多，然後變成市場的少數人。

當市場上傳出有關未來消費增長的壞消息時，投資人會對收益較低的資產，要求較高的補償。面對此報酬差距，人們理當多持有股票，畢竟以4%計算，經過50年的財富差距至少是7倍。文：番茄股市的報酬遠高於債券報酬，一直以來是財金學術界想解開的謎團，也是資產定價（asset pricing）重要的研究議題。如果愈多人持有愈多股票，照理說股票和債券的報酬差距就會縮小，但以實際的歷史資料可看出報酬的差距並未減小。例如Bansal等研究者在另一個研究中，發現投資人對於價值型股票（value stock，高帳面／市價比的公司），會要求更高的報酬。根據紐約大學Aswath Damodaran提供的資料，從1928至2018年這90年間的 S&P500股市平均報酬為11.36%（9.49%）（前指算術平均，後為幾何平均），十年期美國國債則是5.1%（4.83%），因此股市和債券的報酬差距，或者學術界稱為「股票風險溢酬」（equity risk premium）為6.26%（4.66%）。

而在景氣好的時候，消費水準也比過往平均較高，所以可以承受較高的風險。舉例來說，當經濟體遇到金融風暴或者經濟衰退時，企業虧損並且開始裁員，人們失去工作，對於錢的需求性更高，但股市通常在經濟表現不佳時，也表現不好，這就是股市不同於債券市場的風險。

此模型可以解釋為何會有較高的股權溢價，但無法說明為何報酬有高的變化性。資料來源：Aswath Damodaran。

在金融機構模型中 ，個人不會改變他們的風險態度，但他們相比金融機構而言，在市場中並不活躍，而金融中介機構由於有高的負債和槓桿，其價值會隨金融危機而改變，造成其市場風險承受能力的變化，也因此在金融危機時，需要更高的風險溢酬。但和長期風險模型一樣，災難風險模型也只能解釋較高的的股權溢價。

但是這種災難很少見，其頻率、大小和持續時間難以衡量。另外有的學者提出，人們對於風險有不同的偏好，有些人很討厭風險，有的人沒那麼討厭。因此，人們的風險厭惡程度和經濟週期相反，景氣差的時候人們比較厭惡風險，也因此要他們在經濟衰退持有風險資產（ex: 股票），他們會要求更高的的回報和補償，所以可以解釋為何會出現較高的股權溢價，和此股權溢價隨經濟週期而改變。然而當金融危機發生時，虧損對於高負債（高槓桿）的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影響，便會開始出售資產彌補虧損，但此舉會造成該資產的價格下滑，其中的金融中介也會跟著拋售資產，造成價格進一步的下跌，形成一個循環，此現象稱為「火速銷售」（fire sales）。

也因此如果要吸引此時市場的大多數者：厭惡風險的投資人，股票市場必須給予更高的報酬。雖然是關於總體金融的研究，但分析方法會回歸個體，例如個人或金融機構的風險承擔能力會隨時間變化。

一種方法是衡量人為的危機事件，例如經濟大蕭條、戰爭等，而非天然災害像是地震、颱風，觀察其投資人的消費和股市報酬。如果我們單看這50、10年的數字，風險溢酬也達到4%（3.04%）、11.21%（11.00%），可以看出這十年之間的差距更加明顯。

如何解釋這兩個問題？要解釋此現象，最簡單的答案是股票市場的風險很大，而這是指股市特有的風險。三、金融中介機構（Institutional finance）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比較少學者注意到金融中介機構，在金融危機所扮演的重要性，為什麼金融中介機構在經濟中很重要？大多數家庭都是資金的提供者，將錢投入金融中介機構，這些機構大部分都是高負債，這些負債來自於存戶的資金。

在1980年代，Thomas Rietz提出另一種觀點，影響消費的罕見災難（rare disasters）會使投資人更擔心持有股票，因此解釋為何會有高的股權溢價。另外一個現象則是股權溢價隨時間改變，跟經濟週期有明顯的關係，在景氣衰退時，價格低、預期報酬高、股權溢價也高，在經濟好的情況則相反，股權溢價較低。以下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習慣（Habits）| 不同偏好（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習慣模型由 John Campbell和John Cochrane提出，他們表示人們不太願意在經濟不景氣時承擔風險，由於這個模型假設人們的投資跟消費息息相關，在經濟衰退時，他們的消費相對於過去平時的消費量來得低根據紐約大學Aswath Damodaran提供的資料，從1928至2018年這90年間的 S&P500股市平均報酬為11.36%（9.49%）（前指算術平均，後為幾何平均），十年期美國國債則是5.1%（4.83%），因此股市和債券的報酬差距，或者學術界稱為「股票風險溢酬」（equity risk premium）為6.26%（4.66%）。

雖然是關於總體金融的研究，但分析方法會回歸個體，例如個人或金融機構的風險承擔能力會隨時間變化。另外一個現象則是股權溢價隨時間改變，跟經濟週期有明顯的關係，在景氣衰退時，價格低、預期報酬高、股權溢價也高，在經濟好的情況則相反，股權溢價較低。

另外有的學者提出，人們對於風險有不同的偏好，有些人很討厭風險，有的人沒那麼討厭。此模型可以解釋為何會有較高的股權溢價，但無法說明為何報酬有高的變化性。

也因此如果要吸引此時市場的大多數者：厭惡風險的投資人，股票市場必須給予更高的報酬。當市場上傳出有關未來消費增長的壞消息時，投資人會對收益較低的資產，要求較高的補償。